视频加载中...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王丽、李惊亚)6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赤水河畔，一位国民党区长为何营救上百名红军伤病员？》的报道。
赤水河畔淋滩村，隶属贵州遵义习水县隆兴镇，毗邻四川省古蔺县。86年前，淋滩村作为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渡口，曾经几次迎来红军。战斗过后，不少负伤流落的红军，在这里惨遭杀害。一片黑暗中，当地一位国民党区长却冒死保护上百名受伤红军，鲜为人知、扣人心弦。
↑4月21日，贵州省习水县隆兴镇淋滩村一景。村里的民居掩映在蜜柚林中（无人机照片）。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散落红军伤员受到“特殊保护”
1935年春，遵义会议后，红军路过习水，与国民党军在土城镇附近展开了一场激战——青杠坡战役，战斗异常惨烈。之后，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四渡赤水，又经历数次大小激战。
↑这是4月21日拍摄的土城渡口（无人机照片）。
红军四渡赤水，两次选择土城镇附近的淋滩村作为主要渡口。当地人认为，一是这里冬季水位下落，河边现出一个大沙坝，河床窄，最窄处不到五米，搭浮桥最容易；二是与淋滩当时在赤水河边的地位有关。新中国成立前，从赤水县城到遵义的（水陆两路）大道一直从淋滩经过。那时，来往商旅络绎不绝，码头经常停靠着一二十条大船。街上商铺林立，热闹非凡，白天人声鼎沸，晚上灯火彻夜通明。红军把这里作为主要渡口，要船有船、要人有人，供需给养能够保障。
就这样，淋滩在伟大的长征中，留下了光辉的名字。
↑土城渡口纪念碑（无人机照片）。
然而，四渡赤水，许多红军伤病员也流落在川黔边境。这些流散的红军伤病员不时惨遭反动军队、地方反动武装杀害，一些红军伤病员躲进淋滩村附近的大山。
面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的地毯式搜查，在川黔交界一带大量伤病员藏在异乡的山头上，在凄风苦雨的寒夜中忍着疼痛和饥饿等待天明，但也不知道天明后又会是怎样的命运。他们不曾想到，当地一名国民党区长，向困境中的红军伸出援手。
听闻许多流散红军的遭遇，时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的刘纯武以治安为由，布告辖区内各地，严禁杀害红军，警告杀人偿命，并着手收留流落在淋滩附近的红军伤病员。对此，刘纯武之子刘富林回忆：“找到红军伤病员后，父亲将他们接到家中安置，伤病员们的食宿、医疗费用等全部由父亲承担。”
淋滩是赤水县第七区的区公所所在地，就这样，远近的红军伤病员陆陆续续来到淋滩，他们有的是老百姓送过来的，有的是自己来的，甚至有四川古蔺地下党托人送来的，到1935年秋末已达六七十人之多。
刘富林说，来的时候，不少人饥寒交迫、伤病缠身。这些人都集中安排在刘纯武家老房子的手工业作坊内吃住，刘纯武专门请家中行医的亲戚为这些红军战士治病医伤。刘纯武自己也懂一些医术，有时来的人多了，就帮着治病。
据《习水政协文史资料》记载，红军伤病员伤好后，对愿返回原籍的，刘纯武每人资助一块银圆当作路费，临走前都好好招待一顿饭。留下来的，刘纯武帮助安置，做工经商务农就业。至1936年初，刘纯武送返原籍的红军约六七十人。
一直留在淋滩村生活的老红军宋加通就是被刘纯武救下的红军战士之一，宋加通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受伤后，被秘密藏在当地村民家中养伤。据宋加通生前口述回忆：“我原在隆兴区冉启才家养伤，伤好后就在他家劳动，得点吃的。后来听说淋滩区公所喊我们去集中，当时不知是祸是福……区公所区长刘纯武叫我和李进士给他种田，我们就在刘家住下来。”
1935年10月，时任赤水县县长的陈廷纲巡视到淋滩，对刘纯武收留红军伤病员，给予医治遣返等事表示肯定，叮嘱须严防任何人从中加害。习水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袁锐说，陈廷纲也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曾积极支持开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动。
↑这是4月21日拍摄的四渡赤水纪念馆（无人机照片）。
从红军身上看到真理和光明的方向
据习水县政协2015年编印的《隆兴文史》记载，1935年至1936年初，先后来到淋滩医伤治病的红军达100多人。在贫穷的山沟里，竟然成功救护了百余名红军伤病员，这在漫漫长征路上算得上是罕见了。然而，刘纯武身为国民党的区长，为什么要冒风险救护那么多红军伤病员？他的思想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刘富林说，父亲在贵阳读书之前，曾在四川綦江读书。刘纯武在外求学期间，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之后的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军阀混战等。在川黔边区，在他身边，土匪猖獗杀人放火，占据县城达数月之久，这些现实深深刺激着这个年轻人。
那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子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面对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祖国，努力寻求救国图强之路。许多热血青年选择远赴西方求学，刘纯武本已准备留法勤工俭学，但由于家中突生变故，才不得已回家。
一个有思想和抱负的年轻人，在命运的安排下，回到了贵州的山乡。那么，他的“与众不同”就不难理解了。
刘纯武的父亲刘春和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家贫做纤夫，后养蚕起家，成为地方上的大富，曾担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据习水、赤水两县的县志记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纯武返家后曾动用自家巨资修学堂、办新学、办女子学校。当时整个赤水县只有两三所女子学堂，其中就包括淋滩这个穷山沟的一所，足见其思想的先进。此后，刘纯武又协助其父改建川黔大道，在淋滩大力发展工商业，曾办过丝绸厂、织布织袜厂、炼铁厂、铸锅厂等实业。刘纯武从返家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致力于这些事业。
袁锐说，看得出来，刘纯武这几十年来的作为，都有着“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等新思潮的影子。进一步说，刘纯武对共产党、对红军主张的看法跟他读书时接受的新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据刘纯武长子刘富苍讲，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对他讲，共产党就是“劳农主义”。后来刘富苍在大学期间进图书馆，看到《新青年》的文章时，发现了这个词。刘富苍介绍，父亲1952年去世，终年58岁。
袁锐认为，刘纯武早年研读过这些著作，青年时期接受的新思想都深深烙在他的思想中。当红军来到他的家乡，红军的政治主张、红军与旧军队截然不同的军风军纪，成为他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所有这一切使他豁然明白，也许他早年所要寻求的中国出路就在这里。由于这些原因，他对红军才会认同、才会同情，才会冒那样大的政治风险，才会拿出自己的家资，供红军伤病员吃住、医伤治病，才会出现令今人“惊奇”的“一个国民党的区长去救护百余名红军”的事实。
红军地下党支部“星火燎原”
四渡赤水中因伤留在古蔺的红军战士刘湘辉，用《留在古蔺养伤的时候》一文回忆了自己与刘纯武打交道的一段经历。
一天，刘湘辉路过淋滩区政府，看到门前贴着条消息说：我敌后游击队大战平型关，重创日本精锐部队板垣师团。“我就跑去问那个区长（刘纯武），游击队是什么人？他说‘就是朱总司令的队伍，现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我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就问他我写信到前方去行吗？区长问我给什么人写信，我说是给彭副总司令写，他笑着拍着桌子说‘你快写吧，我保证把信邮到敌后，给彭副总司令’。”
两三个月后，刘湘辉收到中央的回信，说信收到了，希望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在当地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点力所能及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嘱咐多与重庆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怡同志联系。此后不久，刘湘辉离开了古蔺，重返革命队伍。
宋加通则在淋滩村娶妻生子、落地生根。1938年，他和其他几名留在淋滩的战友与四川党支部取得联系，恢复和接上组织关系，并在淋滩村成立了红军地下党支部，受中共地下党古蔺县委领导。古蔺县委指示，要保存有生力量，随时听候召唤，配合对敌斗争需要，开展工作。
宋加通担任第二任支部书记，开展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淋滩地下党支部党员在受伤中掉队，但思想没有掉队，仍决心要救民于水火。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赤水解放，但大军过后，新生政权尚未巩固，土匪猖獗，宋加通加入了保卫新生政权的清匪反霸工作。
20世纪50年代，宋加通回到阔别已久的江西宁都老家，特意精挑细选了几株家乡的蜜柚苗带回淋滩村，带着农民们一起试种，如今亩产值已达1万多元，被群众称为“红军柚”。当年救治过红军的淋滩红糖走俏市场，村里不仅建了三四家红糖厂，还创建了淋滩红糖、赤特香红糖等多个品牌，产品远销海内外。
↑4月21日，宋加通的儿子宋光平在擦拭家门前的“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石碑。
淋滩红军党支部旧址2018年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旧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满了“红军柚”。“今天的淋滩村党支部，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期间建立地下党支部的延续，至今已有12任支部书记。”淋滩村党总支书记赵伟介绍。
“红军像一炬星火，照亮了这片土地。进步人士刘纯武舍命救红军的故事，说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的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契合了人民的心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袁锐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