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死刑复核研究：受雇运输毒品，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制造毒品是毒品产生的源头，毒品贩卖是将毒品流通于社会，让毒品进入最终的消费环节，而运输毒品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不可否认的是，运输毒品的行为也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故刑法才将其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从行为的危害程度上来说，运输毒品的社会危害性要低于贩卖、制造毒品，故在涉毒数量相等的情况下，法院对涉嫌运输毒品的人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相对谨慎。站在主观恶性的角度分析，在运输毒品案件中，许多背后的真正大毒枭不会出面直接接触毒品的交易环节，多会以雇佣的形式招聘马子帮其运毒，而这类人员中存在大部分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妇女、无业人员、边民、农民等，其仅为了获取小额的报酬而选择铤而走险。甚至，有些人员事前不知工作任务是运输毒品，而只是未经得起利诱而至边境，随后遭他人胁迫而运输毒品。因此，从主观恶性上分析，受雇而运输毒品的涉毒人员的犯罪原因往往是经济困难或受人利诱，动机只是出于赚取少量运费，在主观恶性上与其他为了牟取巨额利益的大毒枭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大连会议纪要》指出“对于运输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泉、职业毒贩、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按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和实际掌握的毒品数量标准,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死刑的必须判处死刑。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为他人运输毒品，且系初犯、偶犯的,因其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小些，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2集所记载的吉某被判运输毒品案中，吉某接受他人的雇佣，携带二名幼子，前往昆明运毒，在折回四川的路途中，被侦查人员挡获，现场查获3包海洛因，重1002克。该案在报死刑复核后，最高院考虑吉某系因经济困难，为获取小额报酬，受人利诱而运输毒品，在主观恶性上与其他罪行极其严重的大毒枭存在显著性差异。其次，由于涉案毒品尚未流入社会，未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且鉴于吉某有几个尚未年满十周岁的孩子需要抚养，最终撤销四川高院的刑事裁定，发回重审，吉某得以保命。
